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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希伯来学院甘立夫(Kenneth Valpey)教授在世界宗教研商所作学术报告

牛津大学甘立夫教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作学术报告

  ■ 我们要在一学期内学完梵语的基础语法,可想而知课下的准备和作业是多么地辛苦。有时翻译一个句子要苦思冥想一两个钟头,但是最后翻译出来时的兴奋就好像破译出了最繁难的密码,演算出了最艰深的公式,志满而意得。

2016年11月22日下午,牛津大学印度学研究中心教授、梵文学者甘齐夫(Dr. Kenneth Valpey)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做了题为“宗教文本翻译之挑战:以《薄伽梵往世书》为例”(The Challenges of Translating Religious Texts: The Case of the Bhagavata Purana) 的学术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还有其他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相关人士约30多人聆听了这次报告,《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编审主持了这次学术报告。

  ■ 一百多年来,德国一直执印度学之牛耳,特别在文献研究领域其权威地位至今仍为国际学界所公认。

甘齐夫博士从自己的翻译实践讲起,强调了文本阅读的重要性,对于经典需要反复诵读,在一遍一遍的阅读当中方能有愈发深刻的理解和体悟。他认为宗教的认识有三个阶段,首先是理解,之后是寻求根源,最终达到超越的阶段。他以“太阳”为例说明在宗教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目标语言使用者会倾向于用自己宗教或文化中的特有的词句去翻译源语言中的特殊表达。他指出,古代印度社会强调对梵语的学习和掌握,只有能够流利使用梵语的,才能感受其意境。

  ■ 想到季先生亲手创立的印度学专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梵文学者长夜孤灯,寂寞坚守,为的就是传承这份事业,这种精神。

甘齐夫博士展示了五段《薄伽梵往世书》中的短诗。通过唱诵、重点词汇的翻译以及整体大意的把握,剖析了宗教文本翻译的方法。他指出,有的专有名词使用注释,有的专有名词略去不译。特有意象或者专有名词直译或不译不能一刀切,要充分考虑书籍的受众,若是普通的大众读物,适宜简单翻译,便于读者理解;若是学术著作,考虑到受众为南亚研究的专业人士,对于专业名词的掌握是必要的事,则不必翻译减少对文意的改变。甘齐夫博士把宗教文本翻译比作“骑自行车”和“走钢丝”,旨在强调语句优美和目标语言准确性之间需要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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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导师段晴教授在《梵文基础读本》的后记里写道:“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历经七十载的漫长岁月。而季羡林先生当年正是第一批接受DAAD资助赴德国留学的学生。因为季先生与德国结的缘分,与梵文结的缘分,这一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德国学者称之为《施坦茨勒》的教科书,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

牛津大学印度学研究中心教授、梵文学者甘齐夫(Dr. Kenneth Valpey)博士

  时光倒流,十年前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循着季先生的足迹,与梵文结缘,与DAAD结缘,与德国结缘,甚至成为季先生翻译的《梵文基础读本》的修订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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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识梵语

现场

  2003年我从北师大中文系被保送进入北大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方向,学习梵语。当时我虽然对印度语言文学知之甚少,但是季羡林先生的大名已是如雷贯耳,先生的文章也拜读过不少,特别是先生论述原始佛教语言的《浮屠与佛》,列举大量语言学与文献学的证据,极见功力,令我深感做学问需要的正是这种真功夫。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十分庆幸自己有机会成为了季先生的再传弟子。

(供稿:李建欣;摄影:白文飞;编辑:李文彬)

  开始学习梵语的日子紧张、忙碌而又充实。作为印欧语系最古老也最复杂的语言,梵语常被称为天书。我们要在一学期内学完梵语的基础语法,可想而知课下的准备和作业是多么地辛苦。有时翻译一个句子要苦思冥想一两个钟头,但是最后翻译出来时的兴奋就好像破译出了最繁难的密码,演算出了最艰深的公式,志满而意得。我们的梵语入门课程由段老师亲自教授,她讲起文法来是典型的德国风范,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但又很有个人的幽默诙谐风格,妙趣横生,常常逗得我们开怀大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段老师亲自为我们批改作业,每次还写上评语,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诸如“非常好”、“继续努力”、“为你骄傲”等,但那份关切与温情充盈纸间,令人倍受鼓舞。十年来从北京到广州再到上海,辗转迁徙,搬了几个家,这些老师批改过的作业本始终陪伴着我,时不时地翻看,总能感受到那份温馨和力量。

  学习完基础语法后,就开始阅读各类梵语文献。以研究印度哲学见长的高鸿老师带我们读梵语哲学与宗教文献。我们上课的形式很像西方高校里的seminar,我们讲自己的翻译和理解,老师给我们做点评。高老师对语法抠得很细,任何一个小的形式变化都不能漏掉,而讲起哲学来则是纵横捭阖,东西贯通,观点精辟而独到,常让人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王邦维老师教我们的梵语文学选读课,带我们读《那罗传》。王老师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但却没有半点架子,讲起课来总是娓娓道来,平易近人,王老师既精语言,通佛教,又擅历史,在阅读文献之余,辅以历史掌故,常让人听得沉醉其中。当时我们在外文楼的梵巴教研室上课,很多个日暖风和的午后,我们三两个人和老师围坐在长桌边,泡一壶茶,伴着窗外的鸟鸣啾啾,和风送来的缕缕玉兰花香,讲论古圣先贤的著作,颇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2006年我从印度回国后,段老师开始帮我选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她正在做教育部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整理”的项目,同时在筹备建立“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室”。贝叶经是写在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经,是珍贵的第一手佛经文献。12世纪印度的佛教寺院和大量佛经被毁于一旦,幸存的贝叶经主要收藏于西藏和尼泊尔。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原先藏于布达拉宫、夏鲁寺等寺院中,建国后一部分被运送到了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八十年代季羡林先生让他的几个学生拍摄了部分贝叶经的照片。过去由于条件所限一直没有对这批贝叶经做系统研究,只是编订了贝叶经的目录。段老师决定由我们来做拓荒者,选取几部贝叶经按照国际通行的文献学方法进行编辑和研究。她注意到第76号经没有人做过研究,而这部经恰好有汉、藏译本,很适合做多文本对勘研究,所以她就让我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76号经是一部密教经典,是以尼泊尔钩体抄写的,和我们熟悉的天城体有不小的区别。起初看着那一片奇形怪状的天书,我花了三天时间仅认出了两个词。后来学习了钩体的字体构造,借助藏译,辨认的进度稍稍加快了些,但即便如此,释读完一篇贝叶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有时遇上难以辨认的字符,往往费尽心思,反复查证,甚至三四天也束手无策,而灵光一现的刹那不啻于发现新元素的狂喜。在转写过程中,我发现写本中有不少错漏之处,而且这部经的语言也非规范的梵语,对其做增删修补需要遵循特定的编辑原则。在段老师和德国的哈特曼教授指导下,我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制定出适合此经的编辑方法,在充分保留原经文特色的基础上参考汉译和藏译,对写本进行了编辑和修订,并且按照国际通行的文献学对勘方法,将梵文与汉,藏译文逐段对照,整理成对勘本,并在此基础上写了相关的研究。

  到了2008年底,带着几分期待和忐忑我迎来了论文答辩,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的一番话,他颇为感慨地说,对写本的编辑和相关研究一直是国际印度学界和藏学界乃至文献学界衡量学术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国内一直缺少这方面的研究,他对此一直深以为憾,现在他很欣慰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写本研究。虽然我的论文还存在很多不足,但答辩专家均给予了肯定,特别是沈老师的话,让我为自己对写本研究所做的微薄贡献感到骄傲和荣幸。

  负笈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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